陈四益
我不曾想到文质彬彬的伍立杨君会写出这样一部《清末民初暗杀论》。但他写了。他说写得很苦。我想，那并不是行文之苦，而是感情之苦，整日与那些“头颅堕地作雷鸣”的英雄豪杰为伍，有如自己再重历一遍炼狱的煎熬。 尽管中国历史上暗杀不断，刺客多有名家，如专诸、豫让、荆柯辈，但前赴后继、英勇壮烈远不如清末民初之党人。党人之暗杀，一则为报复，因为专制统治者对付革命党人，往往虐杀之外又辅以暗杀；二则因为革命党尚不足与专制者武装对垒，只能以奇计、奇兵取胜；三则当时之党人多有民粹主义倾向，对个人的恐怖主义手段有过多的迷恋。 成熟的革命党人，已不再把暗杀当作成功的手段，几个反动人物的被刺，并不能推翻专制统治。但是，革命幼年时期的这种暗杀冲动，仍旧使今人迷恋，就像人类童年期的神话，至今吸引着我们一样。我们可以不赞成暗杀的行动，但是我们不能不佩服那些革命者的精神。千古艰难唯一死，能舍身忘我，将生命作灿烂之一搏者，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。 而在革命的收获期，却往往冒出一批实用的享乐主义者，他们把理想主义者拼死为百姓争得的一切，在“革命”的名义下统统攫为己有，而老百姓仍旧一无所有。辛亥革命的结局便是这样。伍立杨君或许有感于此，才会有这部著作为他们立传吧。书的末章“思君令人老———不死的怀念”透露了个中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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